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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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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見物不見人”是公益領域的GDP主義

人物簡介:王平,北京人。1971年初中畢業即參加工作。1978年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學習。1982年入中聯部做政策研究工作。1992年赴美攻讀研究生,獲美國馬里蘭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2007年創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任理事長至今,曾兼任秘書長。2014年起聯合50多家機構發起籌建社會價值投資聯盟,社投盟于2016年9月正式成立,王平女士任首任理事長。

 

采訪時間:2018年1月8日

采訪地點:北京京城大廈1806室 

 

“公益是能讓我得到滋養的一種活法”

馬廣志:看你的履歷,你16歲就參加工作了。現在這個年齡的人還正在讀中學。

王  平:1971年我16歲初中畢業,當時我國還處于特殊歷史時期。學校留我擔任專職團委書記,一干就是7年。

馬廣志:國家恢復高考,1978年你就上大學了。

王  平:對。1978年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專業是國際政治,是法學學士,四年后畢業被分配到中聯部做政策研究工作,后來還擔任了副處長的職務。

1992年我獲得獎學金赴美讀研究生,在馬里蘭大學攻讀政府政治,拿到文學碩士學位,之后又去歐洲學習和工作了半年。回國后大部分時間在做證券投資和投資咨詢。

 

馬廣志:從政治學,再到投資、咨詢,最后走上公益這條路,你怎樣看待這樣的職業轉折?

王  平:也許有人認為我這個人很“不安分”,當時離開中聯部很多人不理解。后來又離開蒸蒸日上的商業投資領域更讓許多人不解。現在可以說,那都不是我的初心。 我是一路走,一路思考,也在一路尋找,思考國家的發展道路,也尋找個人實現理想和價值的方式。

 

馬廣志:直到2007年創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你的這種尋找和選擇才算是塵埃落定,當時你已過了“知天命”之年。

王  平:在美國和歐洲的幾年時間,讓我有機會了解到發達國家是怎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以及他們的社會狀況當時我國剛開始改革開放,“中國向何處去”是很多人都在關注的問題,我也在思索中國是否也要走一條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同的發展道路?我們不可能像他們那樣去掠奪殖民地,也不可能那么大規模浪費之后治理,而是要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道路。

進入21世紀,中國的經濟體量躍居世界第二,國人的生活也迅速得到改善。這個時候,除了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我更擔心的是社會問題,包括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而隨著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突顯,人們的思想也都出現了極左極右嚴重分裂的對立傾向。這讓我們反思:我們發展究竟是為了什么?未來我們究竟要往何處去?

 

馬廣志:就是在今天,這樣的反思也很有意義。不過最后你選擇了做公益來回應這種反思。

王  平:其實,從16歲走上社會,我一直都未停止過這類的思考。

當然,如果沒有這幾十年的經歷,包括經驗的積累、認識的升華和物質的準備,其實也很難在2007年走上公益這條路。這是人生目標追求的一個必然結果吧。在我正式進入公益領域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就開始思考公益對于社會建構的重要意義,我認識到,作為第三部門的公益組織,扶貧濟困只是其中的一個功能,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可能是起到社會粘合劑的作用,是社會和諧非常重要的力量。

 

馬廣志:與仕途和商業相比,公益更是一個講奉獻和付出的行業。與你不同的是,很多社會精英選擇了另一條路。

王  平:仕途與商業都是我主動放棄的,兩者不過是我在尋找意義和價值過程中學習和歷練的必經之路。做公益完全是我一如既往地追求自我成長和價值實現的全新選擇。

所以,我完全沒有道德上的優越感。相反,我覺得公益是更能讓我得到滋養的一種活法,因為公益在推動社會改變的同時,更是讓我成長的一種力量。

 

馬廣志:你從這個維度來看公益很有意思。不少人憑道德優越感在做公益,完全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施舍心態,滿臉拯救天下的表情。

王  平:改變自己的過程也是改變世界的過程,不改變自己就無法真正地改變世界。這也是友成基金會內部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人們常說:“如果你不能改變自己,你就改變世界;如果你不能改變世界,你就改變自己。”但我認為,改變自己未必改變世界,但改變世界必須改變自己。同樣的道理,不要總認為做公益就是奉獻與付出,個人的成長和收獲可能是更重要的。

 

馬廣志:現在來看,你已經獲得了包括政府、公益機構及企業在內很多人的贊譽。從你個人角度來講,你成功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王平:坦率而言,我不是特別習慣和喜歡“成功”的說法,我也不會把成功的標簽貼在自己身上。也許橫向比較我比其他人多做了一些公共領域的事,但這都是我自己的選擇。而有機會選擇這樣一種活法,是非常幸運的,是應該感恩的。

我可以談談我的個人心得:第一,要覺知并追隨自己的內心;第二,比成功更重要的是成長和成全。基金會不僅是成全自我內心需求的載體,也是成全更多人實現公益夢想的媒介;第三,一定要堅持不懈,成功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止的狀態。

 

馬廣志:作為中國公益十年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你如何看待自己在中國公益這十年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平:我從來不關注所謂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因為那不是我從事公益的目的。我只知道學無止境、如履薄冰;我只關心友成基金會是不是在按照初心在做事。十年下來,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友成基金會一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2“尋找一群社會企業家”

 

馬廣志:現在都在講“不忘初心,砥礪前行”。你創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下稱“友成基金會”)的初心是什么?

王平:10年前我偶然讀到《如何改變世界:社會企業家與新思想的威力》這本書,講的是社會企業家如何改變世界的故事。作者戴維•伯恩斯坦在書中寫道:“社會企業家是一批為理想驅動、充滿創造力的人,他們質疑現狀、開拓新機遇、拒絕放棄,要重建一個更好的世界。”

讀完后,我心潮澎湃,我做公益不就是想尋找和我一起改變世界的人嗎?不就是這樣的一群社會企業家嗎?當時我感覺一下子走出了孤獨的感覺,渾身充滿了力量,知道了我要做什么了。友成基金會就是在這樣一個初心下創立的。

 

馬廣志:所以,友成基金會創立后,一直把發現和支持社會創新領袖和搭建支持社會創新事業的網絡平臺作為使命,還發起了“獵鷹加速器計劃”。

王平:影響有影響力的人,是友成的理念之一,因此,友成一直把發現和支持社會創新領袖和搭建支持社會創新事業的網絡平臺作為使命。除了早期支持的BC的社會企業家技能培訓,后期開發的小鷹計劃和獵鷹計劃更是聚焦于具有社會企業家精神的社會創新領袖的發現和支持。此外,友成對外資助的項目也是一個發現和支持新公益領袖的過程,在友成資助的評估中,對項目負責人的識別要重于對項目本身的評估,這一點和資本市場上天使投資或風險投資有異曲同工之處。2016年友成發起成立的“社會價值投資聯盟”則是支持社會創新的平臺和生態網絡。

 

馬廣志:從“扶貧志愿者行動計劃”到常青義教、雙師教學,再到小鷹計劃和電商扶貧,友成基金會創立以來開展的每個公益項目都很接地氣,真正起到了“有效公益”的典范作用。

王  平:你覺得這些項目非常接地氣,這是一個很高的評價。因為,一個項目既要有創新,又要接地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最關鍵的是對社會議題的洞察和對未來趨勢的把握,對社會議題的洞察是項目目標的前提,因此必須接地氣,對未來趨勢的把握常常產生創新的方法和路徑。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老搭檔,國務院參事湯敏先生首創的“雙師教學”項目還獲得了李克強總理的批示,并已經開始在廣西、重慶等地全面試點。該項目是通過MOOC的方式,將城市優質課程直接引進到鄉村學校,使城鄉共享優質教育資源。

 

馬廣志:這些項目的開展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王  平:就中國目前的扶貧總體而言,我們不缺少政府的財政投入和企業的捐贈,也不缺少有能力、有意愿參與公益與扶貧的個人,而且隨著精準扶貧的提出,這些投入越來越多;我們最缺乏的是有效的公益項目和可持續發展模式,以及連接資金、技術、人才提供方與需求方的價值鏈中游,也就是整合資源的平臺。

在此認識基礎上,友成基金會以內部創業的方式孵化了一系列平臺型公益扶貧項目,旨在突破分散而低效的簡單捐錢捐物的傳統模式,通過跨界合作、資源整合以及能力建設,提升財政扶貧資金和捐贈資金的有效性,提高公益項目的運營效率。

 

馬廣志:我記得你在一篇演講中提到,從歷史發展來說,資助型基金會的出現表現一個社會的公益水平進入到了更高的階段。你認為10年后的今天,中國公益是否進入了這個“更高的階段”?目前來看,好像還是運作型的基金會占比更多一些。

王  平:這話是我在2009年說的。我當時之所以這么認為,是出于兩個判斷:第一,資助型基金會的出現,說明公益的生態正在完善和生長,如同市場經濟中出現了資本市場,市場經濟才進入更高階段;第二,只有資助型基金會的出現,才能在無論是公益理念上還是公益項目運作能力上倒逼運作型基金會的成長,所以資助型基金會常常自己就是倡導性的基金會。

但我并不是認為資助型基金會本身就高于運作型基金會。任何一個資助型或運作型基金會的優劣關鍵在于是,究竟是見物不見人的簡單資助和簡單的資金推動性項目運作,還是著眼于人的參與和改變。

 

馬廣志:友成基金會的角色定位現在很清晰了,就是做社會創新的平臺支持型和倡導型基金會。

王  平:是的。友成基金會早在2009年就創造性地提出新的資助方式——參與式資助,即社會領域的天使投資。2010年又提出新公益的七大趨勢,并開始發現和支持“新公益”領袖人才。這里的“新公益”領袖不僅僅在基金會外部,同時也包括基金會內部的有公益領袖潛力特征的人和團隊,友成基金會都會孵化,把他們當作內部創業合伙人。

10年來,友成基金會在項目的創新性及給人的改變和給行業帶來的影響絕不是可以用投入的資金量所能代表的,就是因為友成基金會有三個戰略支持平臺即研發倡導、實驗孵化、資助合作。這既區別于草根 NGO 的服務性組織,也區別于實操型的公募基金會和資助型的非公募基金會。

 

3“沒有遺憾,更多的是感恩”

馬廣志:在很多人看來,友成基金會的項目有很多主題,且多線交織,讓人有“不專一”之感。

王  平: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友成基金會的項目是一以貫之的。首先,所有的項目圍繞兩個主題展開,其一是人(賦能、認知改變、社會資本),其二是創新(可持續性、模式),幾乎每個項目都有這兩個基因。而在項目生命周期方面,則堅持研發倡導、實驗孵化、資助合作這樣的路徑,不斷迭代,很多項目雖然名稱不同,但都傳承了基金會最早的項目的基因和遺產,呈現出“一花五葉”的景致。

 

馬廣志:這么多的項目,而且成效顯著,運作和管理的秘訣是什么?

王  平:關鍵是我們的每一個項目團隊都相當于一個內部創業團隊。作為支持平臺,友成基金會對創新型項目投入的不只是資金,也包括理念承接、模式研發、能力建設、文化浸潤、項目轉移、資源注入等持續陪伴, 直到具備獨立可持續發展能力后逐步減少投入或最終退出。

 

馬廣志:發展到現在,友成基金會已經由當初的幾個人成長為全國性非公募基金會中數一數二的大基金會。回過頭看,友成基金會的發展戰略是怎樣的?

王  平:友成基金會的發展戰略是基于對中國社會深層次需要的思考、基于對公益的深刻理解而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的。這跟大部分基金會的戰略是不一樣的。

跨界聯合是友成基金會的發展戰略之一,因為我們意識到社會問題的復雜性不是哪一個部門可以獨自面對的,我們是最早提出跨界合作的基金會,是最早提倡和支持社會創新的基金會,是最早認識到認知改變對于改變社會重要性的基金會。這三個方面都是友成基金會“非做不可和非我莫屬”的。

 

馬廣志:隨著基金會越來越多,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基金會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競爭力?

王  平:競爭越來越激烈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為越來越繁榮?如果是這樣,一方面國家的法律環境越來越完善,同時行業又表現出越來越繁榮,那真的是我所渴望的局面。

 

馬廣志:創始至今,友成基金會已累計支出3.5億元人民幣用于打造社會創新的生態系統。為什么花這么大的資源用于社會創新?你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

王平:社會創新大概是我們走向未來美好社會唯一的途徑。因為傳統的思維和認知、傳統的方法和途徑不可能更有質量、更有效率、更公平和更可持續地解決既有的和未來的社會問題。

這種投入是戰略性的,不是以所謂的短期收益和直接回報為目的的。友成在成立之后,一直保持著比較高比例的公益支出,民政部對非公募基金會的最低要求是上年留存凈資產的6%(6000萬以上的基金會),而我們幾乎每年都達到25%以上,理事會對我們的這種關鍵節點上的戰略投入是非常支持,也是很有信心的。

 

馬廣志:友成基金會發展這十年,你覺得有沒有留有遺憾的地方? 

王  平:凱文•凱利在《失控》這本書里說,“均衡即死亡”。同樣也可以說,沒有缺陷就沒有進步。在成長的過程中或許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和時候,但我們并不遺憾,因為我們盡力了,我們也成長了。

我更多的是感恩,感恩和友成基金會一起共同成長的企業家們和友成的團隊。所有在友成工作過的人,無論時間長短,都為友成留下了遺產,都為友成作出了貢獻。

 

4“公益圈非常單一,還遠未形成生態”

馬廣志:在很多人看來,友成基金會的投入更多的還是在社會價值投資的倡導上,并開發了一套普適性的標準體系,還聯合發起成立了社會價值投資聯盟。

王平:中國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升級期,面對貧富分化、環境污染、經濟危機等社會問題,政府、市場以及社會組織紛紛行動起來。然而成效并不大,反而愈演愈烈。傳統公益未能直指問題的核心,甚至變成富人的游戲。企業的社會責任,也不能克制資本逐利的沖動。政府也提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問題越累越多。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在2013年提出了社會價值投資的概念,旨在探索一種政府、市場、社會三方面跨界合作、協同創新的投資模式,它介于傳統的公益慈善與傳統的商業投資之間。

 

馬廣志:所以,你提出要成立一個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推動打造這樣一個全新的社會生態系統。

王平:我們搭建的是一個跨界的全價值鏈平臺,有一點像以三A三力為指導的社會價值的投資銀行,比如引導創業者怎樣做才能在價值層、能力層和行動層得到提升;告訴投資者怎么去判斷一個企業在社會價值驅動力、創新力和轉化力上的優劣等等。最理想的是,我們的平臺能夠影響到政府政策,比如國家的雙創引導基金,怎么樣引導到社會價值投資上來,這些都有待于聯盟逐步去推動、改善。

 

馬廣志:是否可以說,“三A三力”指標體系就是一套工具,幫助社會價值投資找到最具社會價值和商業回報的社會創新創業者?

王平:是的。“三A三力”是友成基金會研發出的一套針對社會價值投資的認知框架和量化標準,即社會價值實現必定是社會目標驅動力 (Aim)、解決方案創新力(Approach) 和目標達成行動力(Action)三者之間三位一體,多級指標間層層分解,不僅體現了強烈的價值觀,而且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論。

 

馬廣志:這套指標體系對整個社會創新及中國公益未來發展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王  平:社會價值投資聯盟在2017年12月15日發布的上市公司社會價值義利99報告,就是采用三A三力的框架和邏輯形成的。報告的結果是令人激動的。報告顯示,在上市公司中,那些關心社會議題的,那些關注創新的的企業,其市場表現也是最好的,這不僅證明了社會價值這個思想的正確性,也證明了三A三力這個評價體系的科學性。

事實上,這個模型不僅是一個完整的認知框架(世界觀),也是一個投資評估標準(方法論)。我們去年還用這個體系應用于公益組織的大獎評比,將其用于識別友成基金會的資助項目。我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的組織了解和應用這個體系,“三A三力”就不僅作為價值觀而且作為一種工具,對包括公益領域在內的各種組織都起到作用。

 

馬廣志:中國公益現在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在其尚未完善的情況下,資本的進入是不是會損害到脆弱的公益生態?

王平:公益圈非常單一,還遠未形成生態。只有融入跨界的力量,實現價值鏈的延伸,從創業者到投資者,到政府的政策支持、智力投資——這樣一個大的支持體系,才叫生態。前面我已經提到公益的另一個功能是起到社會粘合劑的作用,其實質就是要喚醒社會上更多的人參與到社會建構中來。

實際上,過去這幾年最好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案例,都出現在基于互聯網的共享經濟領域,比如Airbnb、摩拜單車等,它們以市場的方式解決以往制度層面沒有能夠解決的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問題。

所以,解決社會問題需要走出公益圈,做體制機制的創新,“社投盟”的著眼點就是要彌補整個體制、機制的不足,通過機制創新打造一個社會創新的生態系統,推動社會的變革和進步。

 

馬廣志:目前來看,中國社會創新的生態系統建立起來了嗎?

王平:中國社會創新的生態系統還在初期的生發階段,路漫漫其修遠兮,需要更多人和組織來參與,也需要大量資源的投入。

 

5“不是穿上公益的馬甲就是合格的公益人”

 

馬廣志:基金會秘書長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你怎么看待目前我國公益界的秘書長生態?

王平:基金會秘書長普遍都很年輕,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而且現在也不斷有高學歷的跨界人才,包括一些企業和名人投身公益。這也說明公益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正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

 

馬廣志:或許正因為年輕,很多人是在憑情懷做事,而不是靠專業做事。

王平:事實上,我發現在現在的公益界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純粹的憑情懷做事,另一種則是片面地強調專業性或工具理性,這兩種傾向都是相對偏狹的。不是穿上公益的馬甲就是合格的公益人了,比角色轉變更重要的其實是內心的轉變。秘書長既不能只有一腔熱血,也不能只有工具理性,最重要的是要有目標感和方向感。要知道自己是誰、為什么要做、以及怎樣做才不會背離自己的初心。

公益永遠都是一個事業和一種價值選擇,而不僅僅只是一個職業,秘書長不要有職業經理人的角色設定。

 

馬廣志:但現在好像有一種現象,很多秘書長熱衷于參加各種“秘書長培訓班”,或者出國考察學習。

王平:學習是沒錯的。但如果以為讀了秘書長培訓班,去國外考察幾次,熟悉一些西方的公益理念、概念和詞匯和組織管理方面的流程和法規,就是合格的秘書長了。這是遠遠不夠的。

一個合格的基金會管理者一定要了解中國的國情,向社會學習,向許許多多活躍在一線的社會創業家學習,做一個“社會創變者”

 

馬廣志:年輕秘書長們的成長應該還需要來自老一代基金會負責人的指導和幫助。

王平:是的。嚴師出高徒嘛,秘書長需要有來自理事會和創始人、理事長的嚴格的傳幫帶,并通過秘書長對整個基金會團隊傳幫帶。團隊建設應當永遠是基金會秘書長的核心工作之一。讓這些公益從業人員能夠自己成長,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

因此,作為秘書長在選擇的時候,也需要觀察一下基金會創始人有沒有這樣初心,有沒有建設基金會團隊的愿望。你身邊的人你都不帶,你說改變誰? 

 

馬廣志:我注意到,友成基金會在發展過程中,特別注重這種對于“人”的培養。

王平:“世界上所有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問題,人的境界的提升、人的整體素質的提高是最大的公益”。所以友成十年來不遺余力地發現和支持那些既有理想情懷又有創造性和行動力的社會創新人才。

友成對人的培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是對外部人才的支持和培養。例如,友成是中國第一家支持BC社會企業家技能培訓的基金會,友成的小鷹計劃和獵鷹計劃更是以發現和支持社會創新領導人為直接目標。友成還通過新公益領導力項目培養公益組織領導人的個人、組織和社會領導力。友成的教育扶貧項目和電商扶貧項目也是關注人能力的提升。

第二,也許是更重要的,是友成對內部人才的培養。這就是友成的“內部創業”機制,即每一個項目要符合友成的價值觀和戰略,每一個年輕的項目負責人都有充分的權利獨立運作,基金會也會像評估外部項目一樣對內部項目進行評估,在早期會有整個基金會平臺和團隊、資金的支持,要求項目在一定的時間后,尤其是在推廣復制階段要具有可持續的機制,在這樣的“內部創業”機制下,每一個項目負責人,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具有企業家精神和能力的領導人,每一個平臺型的項目才更有內在的生命力。

這種“內部創業”機制,不但提高了基金會的內部動力機制,也體現了基金會在“人才培養”上的知行合一。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號稱發現和支持新公益領袖的組織,對組織內部的人卻沒有任何的激勵機制和改變機制。

 

6“互聯網技術給公益帶來的變化是最大的”

馬廣志:2008年被稱為是中國公益元年,這肇始于當年發生的汶川大地震。在你看來,這是一個偶然還是必然?

王平:地震本身當然是一個偶然事件,但中國公益事業的蓬勃發展則是一個必然事件,有很多原因,但至少有這樣兩個必要條件:一是社會更加開放了,人們有了更多的參與社會生活的愿望和機會;其二,經濟發展了,人們有了更多參與社會建設的條件和能力。“中國公益元年”這樣一個必然趨勢只不過是通過地震這個偶然事件給激發出來了。

 

馬廣志:我們知道,友成基金會是2007年5月12日成立的,汶川大地震發生時,友成剛滿一周歲,而剛剛成立一年時間的友成在地震救災以及災后重建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獨特的作用。

王 平:在友成的發展歷史中,汶川救災都是不可繞過的重要事件,當然時間的重合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當時年僅一歲的友成踐行了我們所堅持的社會創新理念,讓民間救災力量有序地參與到地震救援和災后重建過程中,拉開了民間聯合救災的序幕。

“5.12”特大地震發生之后,大量救災物資、有組織的志愿者和個人志愿者紛紛抵達災區,但是,救災活動遠比最初想象的要復雜的多,大量的志愿者和救災物資停留在成都市和綿陽市,沒有一個機構能夠對民間的救災活動進行有效協調。

2008年5月13日凌晨我和當時的秘書長以及基金會主要工作人員抵達災區,白天我見了兩個人,一是綿竹市民政局的樊副局長,一個是前來救災的萬科董事長王石先生。樊副局長建議我們在遵道鎮設立民間救災協調點,因為遵道受災嚴重,地震中村干部犧牲了90%;與王石董事長進行溝通后,他決定出資與友成共同在遵道設立志愿者聯合救災辦公室,搭建臨時板房作為志愿者日常工作場所。

與此同時,十一車物資浩浩蕩蕩從北京運往災區,15日救災物資到達災區并在沿途發放,七車物資抵達綿竹。友成沿途動員的周邊救災志愿者也跟隨友成來到遵道救災協調點發放物資,由此開啟了民間聯合救災的序幕。遵道協調點主要負責志愿者的接收和派遣,稱為“遵道志愿者協調辦公室”(實際上這是友成在災區的第一個志愿者驛站)。

救災初期,志愿者們奔走“投靠”,一時間,這里成為民間公益組織和志愿者聚集的“井岡山”,這是現場志愿者的原話。那段時間,登記在冊的志愿者迅速達到400多,登記在冊的公益組織40多家,后來,辦公室的名稱變為“遵道志愿者聯盟”,增加了對民間捐贈物資的調配功能。

6月21日,與綿竹市政府在成都共同主辦了“綿竹市災后重建多方協作友成論壇”,麥肯錫是協辦方,這次論壇是災后重建初期中規模最大、時間最早、影響最深遠的一次跨界合作,也是對國務院發布的《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中提出的“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這一原則的有益嘗試。

從遵道志愿者協調辦公室,到遵道志愿者聯盟,包括后來的“綿竹社會資源協調辦公室”以及不同組織之間的協調對話機制——“聯席會議機制”,都是社會組織在面對重大災難時的模式創新。因為在政府、企業、NGO、社會資源等四方關系協調中起到的作用,這一系列創新實踐被提升到“遵道模式”的高度予以評價和推介,友成也被評為全國扶貧系統抗震救災先進單位。

 

馬廣志:作為一個歷史見證者和參與者,你認為中國公益這十年最大的或者最根本的變化是什么?

王平: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制度環境的變化,2016年《慈善法》的頒布是其中的標志性事件,進入依法治善時代。

其次是行業環境的變化,這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慈善機構越來越多,企業基金會更是發展迅猛;二是受到關注的公益領域范圍在不斷擴大,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最后是公益的思辨呈現出多樣性。“兩光”之爭,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開始打破公益圈的思想僵化。還有更多年輕的非權威人士開始獨立思考,通過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思辨會推動整個社會對于公益認知的進步。

但更大的變化是互聯網技術給公益帶來的變化。一是更多的人可以通過眾籌參與公益,公益正變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二是公眾可以通過互聯網對公益組織進行更直接的監督,像深圳的“羅爾事件”以及前不久發生的“小朋友畫廊”事件,都是如此。

 

馬廣志:“兩光”之爭引發了行業關于公益與商業、公益與市場化的討論。你對此怎么看?

王平:雙方的爭議,我認為出在“化”字上。“化”其實就是里里外外、徹頭徹尾一刀切的意思,代表著一概而論,就是絕對化,意思就是“大家都得這樣。當然”,我們也要分析提出“公益市場化”的初衷和動機。 

“公益市場化”看到的是公益界的低效率、用公益來進行道德綁架、做事缺乏創新、砸錢之后產生的效果有限沒有產生應有的社會價值這些弊端。拿別人的錢毫無創意和效果地去執行一些項目,誰還會去重復購買這樣的服務?益也要講效率,也要創造社會價值,也要講投入產出比,這是我理解的提出“公益市場化”的初衷。雖然如此,但我依然覺得一種概念的提出或應用,應該要嚴謹和謹慎。

 

馬廣志:這10年間,中國公益確實幫助了很多需要幫助的人。但在很多方面,無論從醫療、衛生、教育方面,依然還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我沒有任何否定公益發展成就的意思,但這好象是一個問題。

王  平:在社會發展的任何階段和時期,問題總是存在的,問題是社會的一部分,對存在的問題有覺知,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因。當然,這不能成為我們推卸責任的借口。

傳統的公益并不是解決大多數人的問題,而是關注少數人的問題。友成基金會提倡的“新公益”雖然已經超出了傳統公益的視野,但無論是新公益還是傳統公益,其最先關注的都是政府和市場所難以到達的方面,這其中既有拾遺補缺的部分,也有前瞻實驗的部分,不管在哪個點位上努力,都離不開創新。當然,中國的公益還需要更加努力、還需要更大的發展。

 

馬廣志:你在2018年的元旦獻詞中說,“愿在公益的春天里,我們攜手同行!”你認為中國公益的春天真的來臨了嗎?也有人說,即使到今天,中國人的公益啟蒙還遠未完成。

王平:絕大多數人認為,公益的成長需要一個外在的環境。但我認為,公益本身就是社會環境的“春天”自變量,春天代表著希望和生命。公益代表著人性的溫暖、健康人性的蘇醒和美好社會的源頭,它永遠是一種積極的力量,是社會的“春天”,更不用說近十年我國社會在價值觀導向已經發生的積極正向的改變,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時代”的到來怎么能不是公益的春天呢?

當然,這也并不意味著公益啟蒙已經完成了,我覺得還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宣稱自己的公益啟蒙已經完成了。

 

7“要允許多元化思辨存在”

馬廣志:回顧中國公益這十年的發展,郭美美事件是繞不過去的,它對中國慈善事業的影響直到今天可能也未結束。

王平:今天來看,郭美美事件就是一個“灰犀牛”事件(注:灰犀牛是指由于對那些明顯會發生的風險事件充耳不聞、閉目不見,任其發展終于釀成巨大的損失)。這說明我國公益機構對“公益”二字認識不足,一是傲慢,自以為高高在上,不屑于向社會透明機構情況;二是缺乏風險意識。

另外,公益不僅僅是扶危濟困,更重要的是倡導公益理念,以建構一個“人人關心人人”的社會。郭美美事件也提醒我們,一定要愛護公益品牌,否則不但會自食其果,還會累及整個慈善事業。郭美美事客觀上在不經意間推動中國公益進入了透明慈善時代,這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了。

 

馬廣志:除了郭美美事件,這10年間也出現了其他很多影響公益未來發展的事件,比如深圳羅爾事件、騰訊99公益日、《慈善法》出臺、“兩光”之爭等等,你認為哪個事件的影響最為深遠?

王平:當然是《慈善法》了。還有什么比法律和政策環境對一個行業影響更為深遠的事呢?“兩光”之爭也很有意義,但討論還不夠。

 

馬廣志:《慈善法》的出臺是制度環境改善的標志性事件,但也有人說管的太細,對公益事業的促進作用有限。你如何判斷未來公益事業的發展?

王平:《慈善法》的出臺是我國公益領域內一件具有積極意義的事件,在我看來對于規范我國的公益事業的積極作用略大于促進作用。總的來說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社會方面的需求會越來越大,社會上用于公益方面的資金也會越來越多,所以我對未來總是充滿樂觀的期待。

 

馬廣志:近年來,中國公益多向西方學習,尤其是這兩年,公益理論和思想的分化非常大。比如說是否要倡導社會企業,好像很多人失去了方向感。對此,你怎么看?

王  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公益領域出現思想辯論,說明公益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是好事。要允許多元化的思辨,特別是在創新方面,一定存在各種觀點的交鋒。

對公益人而言,首先是怎么做, 然后是怎么說。公益沒有純碎的學術之爭。一般而言,公益人的討論往往是對自己既有的認知進行倡導,或者對以往所做的正當性加以解釋和提煉。這就要求公益從業者不是聽到一個時髦的概念就拿來說,看到別人的模式就照搬去做,要有獨立思考的習慣、研究問題的能力并且要知行合一。

友成是一家最早對社會企業支持的基金會,不是之一。2009年友成首家支持英國使館進行了社會企業的培訓項目,這個項目后來獲得了更多基金會的認同和支持。當時,友成就是看中了“用商業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這樣一種新思維。

但在后來的實踐中,友成發現:由于制度、文化和傳統方面的原因,社會企業這個概念在中國存在著諸多的分歧和爭議,因此,友成提出了“社會創新型企業”的概念,把“用商業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這一思維,從傳統的公益領域擴展到了企業領域。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友成停止了對“社會企業”的思考和探索。友成認為,“社會企業”作為一種理想的公益模式,從制度層面來講,一定要防止可能的異化和濫用;從實踐層面講,每一個真正理解并信奉社會企業理念的人,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內心去實踐而不必非要獲得外部社會的認同,例如,北大的袁瑞軍老師和深圳的慈展會,都在腳踏實地地推動社會企業的研究和認證工作。

 

馬廣志:中國現在進入新時代,經濟由高速增長調整為高質量增長,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又面臨新一輪的挑戰。從一個理事長的角度,您覺得中國的公益機構未來應該如何去應對這次調整?

王平:與其說是挑戰,不如說是機會。這樣的轉型要求更加關注全社會的共同發展,要求人和環境更加和諧,這恰恰是公益最擅長的議題。但是,這也要求公益組織必須更加注重創新,才能在這樣的機會中創造社會價值,滿足社會需要。

 

8“最大的問題是見物不見人”

馬廣志:過去十年,基金會為中國公益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肯定也存在一些問題是下一個十年需要避免的。你以理事長的觀察角度有哪些?

王平:最大的問題是見物不見人,以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靠錢來解決,這是公益領域的GDP主義。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的公益啟蒙就還遠遠沒有完成。

在對公益機構和公益項目的評價上,大都只關注開展了多少項目、募了多少款物、包括蓋了多少學校、送了多少書包等這些外在的量化指標,這已成為公益領域的統治性指標。這是“金錢至上”價值觀對公益生態的影響,它會腐蝕隊伍,異化目標,也會傷害到公益服務和幫助的社會群體,使他們失去成長的后勁。特別要命的是,這些量化的數據并不能轉化為真正的社會問題解決,甚至還會產生新的社會問題,會誤導政策。

 

馬廣志:這種評價其實就是只關注活動和產出,沒有成果。成果一定是服務對象的改變與收益,很多基金會及其項目都沒有關注“有效性”。

王平:友成基金會從開始就對這個問題高度警惕。10年來,我們最引以為豪的不是募集了多少資金,做了多少聲勢浩大的項目, 也不是有多少媒體報道,而在于對于社會的改變、人的認知的改變,以及對自身公益團隊的打造。

公益未來的發展,最需要的就是關注項目受益人的改變和成長,而不是僅把公益當手段,把服務對象和工作團隊當作實現某個狹隘目標的工具。

 

馬廣志:友成基金會可以看作是中國非公募基金會成長和發展的一個歷史縮影,同時也可把其作為中國基金會成長的標桿。如果在友成基金會中有其他基金會成長所需要的優秀基因的話,你認為這個基因應該是哪些因素?

王平:我很高興你認為友成基金會可以作為中國非公募基金會成長和發展的一個歷史縮影,同時也可將其作為中國基金會成長的標桿。如果這是來自行業的認識,我們會非常自豪。

我無法預知其他基金會的情況,只能談談友成基金會走到今天的心得:第一,不忘初心,固守使命。雖然友成基金會十年中提出了很多的概念,也開展了很多的公益項目,但“發現和支持新公益的領袖,打造社會創新的生態”的使命一直未變

第二,勇于探索和創新。友成基金會或許是公益行業中少有的幾家強調和關注社會創新的基金會之一,這樣的認識是和我們對社會以及未來的判斷一致的,工業文明發展至今300余年,認知上已經嚴重固化,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也必須用創新的方式才能解決。

第三,任何時候都不要忽視公益組織的團隊建設和文化建設,只有團隊中的每個成員都有高度的價值認同,公益才不會異化,才會產生好的影響力。

 

馬廣志:最后請你分享一下,你下一個10年的個人規劃。謝謝!

王平:可以肯定的是,到那時候我已經不是基金會的理事長了。事實上,第三屆理事長這個角色也是在理事們一再要求下擔任的,大家說,友成基金會雖然十年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把那些成功的因素變成基因。

就我本人而言,早就希望能退出第一線,如我前面所說的,身邊人的成長也是公益的一部分。但無論我是否在一線,公益都是我選擇的一種活法,我會繼續關注社會議題、關注公益領域和我們公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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